記憶的碎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陳瑞臺

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，那就真真死掉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魯迅

    闊別母校已足足四十個年頭了。隨著時光流逝，往事如夢如煙，日漸淡漠。但有些記憶不僅沒有磨滅，反而日見凸顯清晰起來，不知是由于時代發(fā)生了變化呢，還是自己的思想較前成熟了，可能兩方面的因素都有吧。這些磨不掉的記憶，便成了學友相聚時談論的話題，其中談論最多的，當是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師長，尤其是趙敦年老師。他的學識，他的為人，他的不幸的生命結(jié)局，至今仍讓人欷歃不已。

    1958年夏天，我隨父母支邊來到呼和浩特，就近考入一中，被編在初一年級80班。趙敦年老師也是這年秋天與我們這屆學生同時踏入一中校門的。他是安微六安人，畢業(yè)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，是一位高才生；在大學讀書時，正趕上反右斗爭，被劃為右派分子，運動結(jié)束后，發(fā)落到邊疆地區(qū)來教中學——這些都是后來逐漸知曉的。當時新的漢語拼音(拉丁字母拼音)剛開始推行，趙老師教初一年級79和80班的漢語拼音課，所以，一入學便認識了他。趙教師穿一身淺灰色制服，中等身材偏高，風度翩翩，面目白皙，下頷有一顆小黑痣，講話略帶南方口音，口齒清楚，嗓音洪亮，板書工整遒勁，寫一手漂亮的正楷。上課時，他帶領(lǐng)我們大聲讀什么“茶幾兒”“板凳兒”，練習兒化音。雖說簡單無比，可對于班上絕大多數(shù)一直操呼市舊城方言的孩子們來說，卻十分新鮮，因此，同學們都喜歡聽他講課，并調(diào)皮地模仿他說話。也許是他忘了作自我介紹，同學們不知他姓什么，便稱他為“漢語拼音老師”。他從不主動接近學生，下課鈴一響，便收拾課本，回辦公室去了。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，那時還不懂得什么是“右派”，更不知道漢語拼音老師就是右派。我只記得讀小學六年級時，語文老師突然下令，要求每人用毛筆將課本上艾青的一首詩《春姑娘》全部涂黑，一個字也不準露出來，連目錄上的有關(guān)內(nèi)容也要涂掉。事隔多年之后才曉得，這是因為當時艾青已經(jīng)成了全國有名的大右派。

    那時的一中校門前，小橋流水，楊柳依依，景色宜人：大門兩旁石獅矗立，顯得典雅莊重。校門北側(cè)，一株飽經(jīng)滄桑的老樹斜逸而出，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一中久遠的歷史。門內(nèi)小院里種滿花草：火石榴、無花果、玻璃翠……傳達室走廓掛面整容鏡，同學們經(jīng)過時總愛在鏡前擠來擠去，做出種種怪相，然后大家相視大笑，可真開心?？上?959年一場洪水過后，木橋坍塌，校門和圍墻被沖毀大牛，哈哈鏡也不見了，只有一對石頭獅子保留下來。于是，只好將校門遷到北邊的河沿上。

    升入初三后，趙老師又給我們兩個班上課，不過這次教的是語文。他講課細致認真，總是逐字逐句地講，一個難點也不放過，可謂一絲不茍。趙老師上課時，往往目光注視天花板或窗外，在講臺上踱來踱去；有時也捧著課本，從講臺上走下來，邊走邊講。他從來不刻意地維持課堂秩序，但課堂卻很安靜。他尊重每個學生，課堂提問時都要加個“請”字，如“請某某同學來回答這個問題”；不管你答得正確與否，他都要說“請坐下”。他善于啟發(fā)大家思考，如講《孔乙已》時，他曾問我們，為什么說“孔乙已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”?結(jié)果是連叫三人，最后輪到我，都沒答上來，至今還感到遺憾?？墒牵菚r的我們，怎能想到穿長衫和穿短衫的區(qū)別呢!

    初三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件事：當時的語文教科書為突出政治，選了一篇《為什么說資產(chǎn)階級右派是反動派》的文章。讓右派自己講自己如何反黨反社會主義，畢竟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。趙老師在講這篇課文時聲淚俱下，嗓音因激動而顫抖，他面對全班學生，沉痛地懺悔：“我對不起黨，對不起人民，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，辜負了黨對我的培養(yǎng)?！彪m說已是初三的學生，但我們?nèi)圆淮竺靼追从叶窢幘烤故窃趺椿厥拢焕斫庀褛w老師這樣的人為什么會是右派?他究竟是怎樣反社會主義的?只是隱隱約約地感到，他和其他年輕老師不大一樣，性情孤傲，落落寡合。每逢周末，其他老師大多在會議室里翩翩起舞，但從未見過趙老師的身影。除上課外，他和學生仍保持距離，很少私下接觸。

    不久，事情發(fā)生了變化。大約是初三第二學期吧，春天到了，學校突然決定為我們更換語文老師，讓趙老師到一中后沙灘菜園勞動改造，可能是怕他用反動思想毒害青少年吧。同學們對新來的老師不甚滿意，給學校提意見，要求讓趙老師回來上課。學校為保證升學率，勉強答應晚自習時由趙老師來輔導、答疑。在得知趙老師要到菜園勞動改造時，同學們?yōu)槁员硇囊猓瑴愬X買了一些小禮物送給他。那時的禮物，大多是筆記本或小冊子之類。小冊子的內(nèi)容，往往是領(lǐng)導人的講話，如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等等。我們還仿效成年人，認真地在扉頁上寫幾句鼓勵的話，如“希望趙老師努力改造思想，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來。”不知趙老師看到這些公式化的語言作何感想。但他對勞動改造并無抱怨之色。我們班的教室靠近伙房，每到傍晚，就見他穿著那件打了補釘?shù)臏\灰色制服，挑著兩籮筐菜，由西小門回來。他神態(tài)自如，紅光滿面，將菜送到伙房，擦擦汗，就走了。晚自習時，他又到教室輔導學生。也許他真的相信，只要好好勞動，就可以用汗水洗刷往日的“罪惡”，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諒。他做事認真，不僅對教學，對勞動改造也是一樣。那時學生每學期都有一周勞動課。記得有一次我們班在菜園鋤草、澆糞，工間休息時，幾個同學到看園人的小屋去喝水，發(fā)現(xiàn)桌上有個日記本，是趙老師的。出于好奇，幾個人搶著看。當年我們還沒有后來紅衛(wèi)兵那樣敏感的政治嗅黨，對文字部分不甚感興趣，只記得有一頁的下方畫著一幅圖，畫的是用木棍栽成的籬笆，旁邊還有文字說明，大意是如何才能將籬笆栽得更牢固。他確實在虛心向老農(nóng)學習，他的真誠，也著實打動了我們。

    1961年深秋，我國國民經(jīng)濟正處于極度困難時期，為貫徹中央調(diào)整國民經(jīng)濟的政策，舊城北門對面(現(xiàn)在的伊利廣場)開設了自由市場，允許農(nóng)民高價出賣一些自留地或家庭副業(yè)的農(nóng)副產(chǎn)品，作為計劃經(jīng)濟的補充。一個星期天的下午，我從家返校，經(jīng)過自由市場，忽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，手里捏著幾顆土豆，正往嘴里塞，破舊的衣袖露出棉絮。那不是趙老師嘛!為避免讓他難為情，我沒有上前打招呼。他的狠狽樣兒令我心酸，使我想起他給我們講過的孔乙已……直到寫這篇回憶時才了解到，他從1958年來內(nèi)蒙古，一直到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，每月生活費僅有27元。自由市場煮熟的土豆每斤5角，他的收入全部買成土豆，也只有54斤。他只身一人從江南來到塞北，冬天沒有御寒的棉衣，身上穿的一套藍色棉制服，據(jù)說還是幾個好心的老師湊錢為他添置的。

    轉(zhuǎn)眼間到了高二。走上語文課講臺的不是別人又是趙敦年老師。他穿一件潔白的襯衣，神清氣爽，望著臺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，激動地說：“你們是一級一級考上來的，而我是跳班上來的。非常感謝校領(lǐng)導對我的信任?！蔽覀冞@屆到高二時，已是1962年，聽說趙老師已摘掉右派帽子，可以說已經(jīng)“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了”。校長王文鼎不拘一格．大膽任用人才，將趙老師從初中提拔到高二，教47和48班的語文課。正是在這一年當中，加深了我們對他的了解，打下了良好的語文基礎，至今受益匪淺。趙老師功底深厚，學識淵博，尤其擅長講文言文和魯迅的文章。記得在學《岳陽樓記》時，隨著文中描寫景象的變化和趙老師聲情并茂的講解，我們的心潮起伏跌宕，時悲時喜。當他講到“若夫淫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”時，我們仿佛看到那風雨交加、地動山搖、險象環(huán)生的場面，不禁悲從中來；當他講到“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；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”時，我們又頓覺陰霾蕩盡，豁然開朗，心往神馳，無比歡欣與喜悅；當他講到“噫!微斯人，吾誰與歸”時，幾乎要讓人潸然淚下了，趙老師說話時，個別字眼兒略帶安徽味兒，比如“奶奶”，他念作lailai，哥哥”念作gu6guo，“鷓鴣”念作zhaigv。他講課時的神情加上那獨特的語音令人至今難忘。

    大概是摘掉帽子的緣故，他的心情似乎輕松了許多，談起話來也不乏機智幽默。尤其是作文講評時，更是妙語連珠，諧趣橫生。如某同學寫下鄉(xiāng)勞動，幫老鄉(xiāng)起土豆，本意是說豐收了，土豆長得很大，“一顆顆土豆大得像小孩頭似的”。趙老師打趣說：“同學們試想一下，如果土豆個個長得像小孩子頭，那一筐筐有小孩頭該多可怕啊!”另一同學寫國慶節(jié)那天和兄嫂子侄兒一道游園，開頭還寫哥如何，嫂子如何，但下文中嫂子再沒出現(xiàn)，直到回家。趙老師開玩笑似地說：“這嫂子到兒去了?莫非被人拐跑了不成?”通過這些生動具體的例子，我們記莊了比喻要恰當，寫文章要前后照應。他還告訴我們，寫對話要切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，就好比給孩兒起名字，農(nóng)村人喜歡叫“花”呀，“枝”呀，“蓮”呀，“拉弟”呀；城里人則愛叫“妮”呀，“娜”呀，“亞男”“勝男”什么的。我們交的作文，他每篇必改，評語簡練而含蓄。有個同學寫的作文大而無當，言之無物，趙老師只批了五個字：“河漢清且淺”，讓你自己去體會。但遇到原則性問題，他卻觀點明朗，從不含糊。高二那年秋天，我們班到位于桃花公社密密板的一中農(nóng)場勞動，任務是起胡蘿卜，趙老師也隨我們同去。休息時，大家邊啃胡蘿卜，邊聊天。一男同學問趙老師：“您對毛主席詩詞怎么看?是不是真的寫得那么好?”趙老師一邊用小刀削胡蘿卜，一邊肯定地說：“毛主席詩詞氣魄宏大，立意高遠，絕非一般文人士大夫所能比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”他那鏗鏘有力的回答，至今留在同學們的記憶中。

    為了擴大同學們的知識面，趙老師在當時形勢允許的情況下，盡可能為我們補充課外知識。他為我們刻印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以及許地山的《落花生》等優(yōu)秀散文。有的同學在自習課時讀《世說新語》和《唐五代詞》，他告誡說，還是多讀蘇辛的詞。另外可以買一些《中華活頁文選》，或是借上幾屆學生用過的舊《文學》課本來讀，對提高古文閱讀能力有幫助。后來我們才理解他的苦心，因為我們太年輕，還缺乏判斷和鑒別的能力，他擔心我們會受魏晉文人那種玩世不恭、狂放不羈的怪僻性情以及五代詩詞哀婉柔靡風格的影響。

    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，趙老師曾為我們介紹一首王維的詩《辛夷塢》，并用他那端莊秀麗的楷體文字寫在黑板左側(cè)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(fā)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?！蔽覀兺茰y，這首詩大概就是趙老師當時心境的寫照吧。雖說已摘掉帽子，可畢竟還是“摘帽右派”。他仿佛就是深山里自開自落無人賞識也無須他人賞識的辛夷花(指芙蓉)，打算在這所邊疆中學孤寂平淡地度此一生?？墒牵髞淼氖聭B(tài)變化，使他連這起碼的愿望也未能實現(xiàn)。

    1964年，我考入大學，告別母校，有關(guān)趙老師的事只有道聽途說了。聽說在我們離校后他已娶妻生子。文革前夕批判電影《早春二月》，他上課時毅然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大字：“《早春二月》不是毒草”。不久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開始了。1968年，文革處于大批大揭大揪斗中，紅衛(wèi)兵揪斗他，他與紅衛(wèi)兵發(fā)生沖突，被當時的“群?！弊チ似饋恚瑥拇松硐萼蜞?。在監(jiān)獄里他精神失控，說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不甚了了。

    1970年4月5日，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。這天正逢清明節(jié)，天氣陰沉晦暗，冷風習習。我一早起床，收拾行裝，準備乘專列到軍隊農(nóng)場勞動鍛煉。當時內(nèi)蒙古已全面軍管，為穩(wěn)定局勢，早在春節(jié)前已將自治區(qū)級機關(guān)的干部集中到張家口、唐山參加學習班；隨后，又決定把呼市地區(qū)所有在校大學生送到解放軍農(nóng)場勞動，名之曰“鍛煉”，或曰“接受再教育”。內(nèi)大學生去的是河北邯鄲一帶的1584部隊農(nóng)場，出發(fā)的日子被指定在清明節(jié)這天。大約9點多的時候，校園的高音喇叭突然傳出召開公審大會的聲音，因為有風，又隔著窗戶，聲音時斷時續(xù)，模糊不清。我隱隱約約地聽出會后將有九名反革命罪犯被槍決，其中就有趙敦年這一名字。我的心頓時一沉，本來就沉重的心情更像灌了鉛似的。我很想到現(xiàn)場看看，無奈的是，身邊的解放軍又在催促整隊出發(fā)。臨行時，老師守侯在路邊為我們送行，他們也預料到，這一去不知何時才能回來。我的班主任，一位中年女教師，含著眼淚往我的上衣口袋里塞雞蛋；另一位男老師則面帶苦笑默默地將三包香煙扔給卡車上的男同學。當我們路經(jīng)新華廣場時，只見人山人海，正在召開公審大會。因為離得太遠，我無法看清審判現(xiàn)場。后來聽一中老同學說，有人曾目睹趙老師滿臉紅漲被押在刑車上游街的慘狀。我想象他游街時的樣子，是不是活像阿Q?當年在課堂上，他給我們講《阿Q正傳》，講阿Q愚昧，死到臨頭還擔心圈兒畫的不圓，說什么“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……”，而今自己卻被押上刑車，周圍依然是“許多張著嘴的看客”。我無法知道，彼時彼刻的他想些什么，又想說些什么?但我猜想他一定會認為這世上的人瘋了。他死后，家里沒有人來，連尸骨也無人收殮。據(jù)說早在他被“群?！弊プ吆?，妻子無法生活，攜子女投親靠友去了。對他的白發(fā)雙親來說，則更是“此時有子不如無”啊!

    文化大革命結(jié)束后的1979年，趙老師的冤案終于徹底平反，包括1957年的被錯劃成右派分子。呼一中還為死者舉行了小范圍的追悼會。他的一切厄運都是從反右斗爭開始的，正如反右斗爭時任中共中央統(tǒng)戰(zhàn)部副部長的李維漢在晚年所寫的《回憶與研究》中所說：“這場反右斗爭的后果很嚴重，把一大批知識分子、愛國人士和黨的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，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，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(yè)發(fā)揮他們的聰明才智。這是他們的不幸，也是國家、民族的不幸?！睆娜珖鴣碇v，趙老師不過是55萬右派中的一個，而且是極微不足道的一個，就像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；即使在被定為右派分子時，他也無甚驚世之言，如李慎之的“大民主”，儲安平的“黨天下”，章伯鈞的“政治設計院”等等。但對他的家人，對他的父母妻兒來說，他是他們的唯一和全部。契訶夫有篇小說《打賭》，說的是一個銀行家和一個年輕律師爭論，死刑和無期徒刑相比哪一種更合乎道德?死刑是一下子把人殺死；無期徒刑是終身監(jiān)禁，等于慢慢的將人致死。我想，如果現(xiàn)在有人問我，我會肯定地回答：無期比死刑更人道一些。人死不能復生，如果趙老師當年被判無期徒刑，一旦冤案昭雪，他照樣可重返社會，享受人生。而且，無期徒刑不僅能給犯人再生的機會，同時也為執(zhí)行者留下挽回過失的可能。如今，在欷獻感嘆聲中，在零碎的回憶之后，我們只能遙思空嘆了！

2004年4月5日作者簡介

    陳瑞臺，內(nèi)蒙古大學經(jīng)濟管理學院副教授，已退休。1946年出生于河北藁城一革命家庭，父親自年輕時投身抗日，家庭是冀中平原的抗日堡壘戶。1958年隨支邊的父親來呼，就讀于呼和浩特一中。1964后以異的高考成績被內(nèi)蒙古大學歷史系錄取。畢業(yè)后曾在解放軍農(nóng)場、工廠勞動鍛煉及工作，1979年調(diào)入內(nèi)蒙古大學經(jīng)濟系任教，主要從事中國經(jīng)濟史和思想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，發(fā)表《(莊子)自然環(huán)境保護思想發(fā)微》等論文20余篇，并參與《政治經(jīng)濟大詞典》(經(jīng)濟科學出版社1998)詞條的撰寫。此外，還發(fā)表有《諧聲取譬  戛戛獨造——{圍城)人名趣談》等關(guān)于錢(錢鐘書)學的論文。作者有感于趙敦年老師的遭遇，值母校百年校慶之際特撰寫此文以示紀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