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立后的歸綏中學堂
當時在舊城北牛橋口,有一所大慶昌商號(今八中的前院)。它的后面,是一條不長的小巷(早已不存在了,今為八中的中院),東西巷口各有一座不大的木制牌坊,一個上刻寫著“鵝湖”,一個上刻寫著“鹿洞”。
走進“鵝湖”、“鹿洞”,在巷中路北有一座三間的紅漆門樓,中間一扇大門,兩旁各有一扇小門。在大門的一旁,掛著一塊精致的木牌,上面寫著五個楷書大字:“歸綏中學堂”。走進學堂大門,是一所不大的方院。東西兩面各有一排六、七間的廂房,正面是一座五間大屋,這就是書院時期講學的地方,中學堂唯一的一所教室。舉目四望,很快就會感到院里的一切與門口那塊寫著“歸綏中學堂”五個大字的精致木牌是極不相稱的。沒有講授近代科學的新教師,沒有理化生物等課的儀器設備,沒有正規(guī)的新式的教學制度,講課的仍是書院的“私塾先生”,學習的仍是書院時期的一些頭留長辮、身穿長袍的生童,學習內容也還是讀經、講經。難怪在地方志上也只有這樣寥寥幾筆的記載:事屬草創(chuàng),規(guī)模狹小,僅收學生三十名,即以舊有山長為堂長。
為什么歸綏中學堂在開辦初期就出現(xiàn)這樣一幅殘荒的景象呢?首先是因為當時腐敗的清政府官員,根本就不會認真辦理新式教育。歸綏道把古豐書院改為歸綏中學堂,僅僅是在形式上應付一下清政府的命令而已。在籌改期間,他們既不聘請新課教員,也不增添有關設備,他們喊的辦學堂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。
其次,當時歸綏文化較落后,近代科學和新思想的傳播較遲,影響不廣,當然會缺少舉辦新式學堂的人才。
第三,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統(tǒng)治和長期以來文化落后的緣故,勞動人民的子弟不僅上不起學堂,而且對學堂還存在著一種恐疑的心理(一些貴族、地主階級的人們也同樣存在著),認為學堂是外國人的學校,進去以后要當兵出國。這種看法一直影響到民國初年。一位民國初年即在歸綏中學堂任教的老教師,回憶了這樣一件事:民國初年,有一個小學生名叫李士林、學時功課很好,總是考第一,小學畢業(yè)后,媽媽不讓他考歸綏中學堂。這位老教師到他家里,來說服他媽媽。一進家門,老媽媽知道這位老師的來意,緊緊地拉著這位老師的手,邊哭邊說:“可別讓我的孩子考中學,考上中學將來出國怎么辦,我只有這一個孩子呀!”后來李士林還是考上了歸綏中學堂,并且到了法國,不是當兵而是留學,結果成為全國有名的地質學家(解放后逝世)。當李士林在學術上有了成就的時候,這位老教師又見到了他媽媽,這時她老人家懷著另外一種心情激動地說:“那時候多虧了你呀!要不我孩子哪會有今天呀!”
從1903年——1905年,嚴格講起來歸綏中學堂僅是一個名義上的、形式上的新學堂而已,到1906年,學堂才有較大的發(fā)展和充實。學堂相繼從湖北、湖南、浙江等地請來一批講授近代科學課程的教師,據(jù)一些老校友(當時的學生)回憶,教師們大都是留過洋的人(即留學生),年紀都在四十歲左右,對待學生很利害,最初四、五人,后來增到十余人,能夠記憶起來的有:教史地的張桂清,教理化的周X X,教外文的于X X,教數(shù)理的李X X,教體操的徐X X(據(jù)說是徐錫麟)等。后來又從山西請來幾個老師,并且學堂也有了負責教學的領導人。
1906年,通過招生,學生人數(shù)也顯著增加;先后成立了甲、乙兩班,約有一百余人。當時為鼓勵人們投考學堂,實行了津貼制度,即上學后學堂每月發(fā)給學生銀錢。每人每月三兩五錢(數(shù)字以后逐漸減少,后取消)。1907年,為了給新辦小學培養(yǎng)師資,將原在書院學習的年長學生組成一個師范班(附屬于歸綏中學堂內)。同時為了擴大中學堂學生的來源,在學堂內附設了高小兩班。這樣在光緒末年,學堂師生人數(shù)已達200余人。
隨著師生人數(shù)的增加各種教學制度也都建立起來,各門新課程也都相繼開設。當時根據(jù)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“奏定中學堂章程”,實行五年制,共開設12門課程,每天上4、5節(jié)課(每節(jié)也是45分鐘)。最初上課是打梆子,后來搖手鈴。月有月考、期有期考,畢業(yè)有畢業(yè)考試。各門課程也先后有了課本。
這時期,學堂校舍、設備也擴大起來。光緒末年,學堂將巷南的大慶昌商號的地皮、房舍買了過來,并在大店的院子里蓋了一座有臺階設置的理化儀器室(儀器據(jù)說是派專人到日本買的,抗戰(zhàn)時被日寇劫去)。這樣學堂已算初具規(guī)模了。
1911—1912年,甲、乙兩班及師范班先后畢業(yè)(甲班畢業(yè)36人,乙班畢業(yè)18人,師范班畢業(yè)43人),并招收了丙班(即民國后歸綏中學堂的第一班)。這時辛亥革命爆發(fā),清政府被推翻。1912年10月歸綏正式脫離清政府的最后統(tǒng)治,歸綏中學堂就為歸綏中學校所代替。
熱心教育的道員——胡孚宸
為什么從1906年以后,歸綏中學堂有了較快的發(fā)展 ? 基本原因是由于全國辦新學堂形勢發(fā)展的影響。當時全國各地許多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人,都大力提倡辦新學,而且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也有一些主張富國強兵的“開明”官吏,在維持封建正統(tǒng)思想的基礎上也提倡辦新學。從1906——1910年(光緒三十二年——宣統(tǒng)二年),在歸綏做道員的胡孚宸就是歸綏道清政府官吏中后一種人物的代表。
從老年人的一些回憶中知道,胡道臺并不是一個十分主張革新的人物,在他做道臺期間,在政治上并沒有實施過什么“維新”的改革。但他卻是一個熱心辦教育的人,對歸綏教育事業(yè),特別對歸綏中學堂的發(fā)展有一定的貢獻。
胡孚宸,字愚生,號公度,湖北江夏人。光緒三年二甲進士,光緒末年在歸綏道上任。今天一中的校址就是當時的道臺衙門。他常常身著朝服,坐上大轎,前面鳴鑼開道,來往于歸綏中學堂。據(jù)說當時學堂的教師,大都是胡道員請來的,而且都是他的同鄉(xiāng)、親友(胡道臺為南方人)。他在任內學堂經費達一萬二千兩。據(jù)說學堂的理化儀器也是胡道員專門派人到日本購買的。學堂考試時有時他親自來監(jiān)考,有時讓學生到衙門里來考試。國文考試時他還親自出題。一些國文好的學生的名字他都記得很清楚。一位老校友回憶說:“胡道員死的時候,中學堂的許多學生都前去吊孝?!标P于他與歸綏中學堂的關系及其貢獻,《綏遠通志稿》上留下一段生動的記載(當然有些夸大和過于頌揚):
“……胡公在任五年,于興辦歸綏學務厥功甚偉,籌集巨額基金,發(fā)繳各縣商息,復購置學田三十余頃。次第拓展?;碇蒙?。而對于中學學生朝夕督課維勤。每遇課期,親身校閱,口講指畫,娓娓不倦。時捐廉奉,給獎高才生,以資鼓勵。堂內經費有不敷時,則舉廉奉以充之?!珖L于中學講室前刊制一聯(lián)曰:‘重譯共軌文,異學分歧,愿多士勿忘國粹;十室有忠信,及時淬礪,雖邊地豈乏人才?!滢k學之精神意志可概見矣?!?